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要改也当然。
九、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 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健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抓紧研究制订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铁道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
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实行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召回、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卫生部、农业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深化保险业改革，积极发挥保险保障和融资功能（保监会牵头）。十一、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 尽快建立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研究制订服务贸易促进条例，制定并实施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更加突出。
研究制订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的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人民银行、银监会负责）。2006年9月，新东方在美国上市，市值达到23.8亿美元，让李肃等人反过来跌破眼镜。
虽然保险金的缴纳比率偏低，毕竟是建立了社会保险体系。朱镕基时代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已经显著提高，但其受惠者是新企业，而不是需要马上进行设备更新的老企业。1997年，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招标征聘咨询机构，经过与几家国外著名咨询公司竞争，和君创业以100万元的价格取胜进入。眼界打开之后，中远领导层不局限于国内考虑修船业的前途，他们经过与新加坡修船巨头吉宝海事与圣科修船的切磋磨合，达成了两全其美的协议——两家新加坡公司全面转产钻井平台的修造，完成产业升级。
人才交流中心刚刚开办，只能存放个人档案以及保留已经徒有虚名的‘干部身份，当时还解决不了职称评定、出国政审等事项，因此‘下海也意味着对这些待遇的放弃。直到温州民营经济研讨会，我们才把治理整顿之后国有企业暴露出来的体制矛盾，与紧缩大局之下市场萎缩后的民营经济活力，联系在一起一揽子进行研究，由此得出了许多颠覆性的结论，也使我本人一直推崇的‘国企本位立场有了最初的转变。
该模式虽然也有少量戴红帽子的集体企业，但主体是从个体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企业要想进行设备更新，必须向管理部门申请拨付技术改造费。当时实行的从总厂到分厂到车间的层层承包体制，其基本的原理是利润第一、利润挂帅。（三）个体工商户经营者。
国内修船业，曾经是中远集团的一块鸡肋，收入几个亿，利润几千万，曾被集团公司列入裁撤范围。这一年7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该条例的第一、二条称：为鼓励、引导私营企业健康发展，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加强监督管理，繁荣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制定本条例。80年代的民企生长确是鱼龙混杂的。雇工人数能否进一步突破八人，最高层有过一场争论。
譬如说邓朴方（邓小平之子）创建残疾人基金会，为人道主义正名。三条线是指宣武门至新街口豁口，西、北二环路、甘家口至景山。
知识精英如果要创办私有企业，必须首先辞职、退职，并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2009．2．11 进入 陈子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
第二步，资源性重化工业通吃全球。当然，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近年来，中国由于能源和矿藏的短缺，开始在经济上走出去，这多少有些出于无奈，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应付之举，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战略筹谋。我看他在南德公司虽身居要职，但并不顺心。笔者在1984年用5万元开办第一家公司后，银行信贷员就主动上门来推销100万元的贷款，挡都挡不住，因为第二年银行信贷改革，将以上一年贷款总额作为基数，银行得知消息后急于在年末尽可能地多发贷款。其二是珠三角模式，发祥于广东珠三角一带，借势于广东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大搞‘三来一补型与对外合资合作型企业，积极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设备，创造出外向型的乡镇企业模式。
合资合作的一方是港澳的私人资本，另一方是大陆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而在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任何公民都可以成为公司的合法创办人。
但是利润第一并非企业发展的最高指针。当时的银行体制处于‘切块分配贷款指标的状态，而承包制只能依靠自我积累追加投资，当时整个社会很难找到多元投资者，福州二化没有办法迅速扩大产能，来满足社会对于该厂紧缺产品的需求。
我们提出的发展战略被束之高阁，10年后才陆续提上议事日程。政治斗争的结局首先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对比。
为什么冯仑完全有素质、有能力自己创业，在1980年代末却要并不顺心地寄人篱下，投靠南德公司这棵大树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放弃铁饭碗，下海办公司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第四步，技术创新独树一帜。在不了解内情的朋友眼里，我整天在那里瞎忙，却看不到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上述三类知识精英创业企业，最初都是商贸服务性企业，连长城计算机公司要把自己的OEM的虚拟经济运营模式向实体经济转化，也要依靠整合重组从四机部下放给北京市而北京市视为包袱的一批军工电子企业。
这种只顾眼前的利润上缴，不顾企业长期发展的短视政策，是周恩来时代留下来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更是纯粹的无用功。
李肃在书中感慨：陈元的仕途恰在此事遇到坎坷，他竞选市委副书记的努力在党代会上受阻，因差额落选而转入金融行业。《真相：谁推动了中国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1月版）作者李肃本身是一位企业家，由于他从事的是咨询业，且是这一行业的本土元老，又得以结识了更多的企业家。
有关部门对个体经济发展要予以支持，不得刁难、歧视。该模式的启动资金，来源于农村集体积累。
温州会议之前，我是一个国有企业的推崇者，一直在公有制的框架下设计国企改革方案，在为国企改革创出一条生路而多方尝试，试图创出一套以企业家阶层为主导的非私有化的股份制产权模式。由于全国800万下乡知青如洪潮一般涌回城市，大批年轻人等待安排就业。主管单位不出一人一文，却要你上缴利润和年节孝敬，而且能够决定你的生死。同样要由周恩来以及毛泽东承担责任的，是废除国营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制度。
很多人认为，大批国营纺织企业职工（仅京棉集团就有10万职工）下岗，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方案得到了陈元的赞许，但由于陈元调离北京市到中国人民银行任职，而没有得以实施。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目前在很有限的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一个区和三条线应由区政府组织开发，……十八片的兴建改建，可采取投标的办法，委托某一实力雄厚的部门或公司组织规划开发事宜。
一方面是在面临国外资本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没有采取发达国家也通行的本土品牌保护政策。李肃在第二汽车制造厂调研期间，经历了黄正夏、陈清泰两任负责人的交接，也目睹了两种企业发展思路的利弊得失，他在咨询意见中明确否定了以包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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